财政部18日公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这一数据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减少1.26亿元。

　　财政部18日向社会公开了中央本级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执行和2013年预算安排情况。同一天，中央部门也向社会公开各自的2013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中，因公出国(境)费21.36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99亿元，公务接待费14.34亿元。

　　与2012年预算执行数相比，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1.26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减少0.2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0.33亿元，公务接待费减少0.64亿元。

　　此外，中央本级201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执行数为80.95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21.65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4.32亿元，公务接待费14.98亿元。

　　与2012年年初预算相比，中央本级201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执行数增加1.11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0.2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增加0.84亿元，公务接待费增加0.07亿元。

　　“之所以去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执行数高于预算数1.11亿元，主要是因国家邮政局新设省级以下邮政监管机构等特殊事项，经国务院批准，增加了一部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按照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财政部将继续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制度，细化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规模，中央本级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

＂奥数热＂禁令

热点概述

　　2012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就“奥数热”做了专题报道“被异化的奥数”，再一次向公众展现了异样的“奥数热”。随后，2012年8月21日中央电视台公布了北京市教委的四种举措，严令禁止奥数与升学挂钩。

　　同时，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北京市历来明确反对并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举办任何形式的学科竞赛，2003年，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管理行为的通知》。2009年，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利用培训机构选拔学生干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秩序行为的意见》。2011年，市教委再次下发《关于禁止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活动的通知》。

　　明确要求严禁将奥数成绩作为小升初的入学条件。

　　而据央视网报道，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奥数热现象，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央视独家专访时透露，教育部也将推出四项措施标本兼治“奥数热”，并接受社会的举报，对于违规行为将严查。

　　相关评论

　　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我建议取消奥数这门课。当然，也不能片面说奥数没有积极作用，那些愿意当数学家的孩子，就可以让他们选择学。很多孩子并没有兴趣，只是为了考试加分去学奥数，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

　　《疯狂奥数，为何屡禁不止》：奥数为何如此疯狂?究其根源，在于奥数与升学挂钩，成为进入名校的“硬通货”和“敲门砖”。在许多中学名校、示范校，奥数证书就是选择优秀学生的“硬件”。只要这个“硬件”过硬，“家长求学校”一转眼就会变成“学校求家长”，许多名校都甘愿在“奥数牛人”面前放下身段、虚席以待。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全国为了考试而努力，而不是为了小孩子增加知识而努力，是个灾难性的问题。，“奥数”只是在做题目，跟真正的研究可以说截然相反，“奥数”即使得金奖，也只能证明考试的能力，不代表就有研究能力，“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正在扼杀我们的天才。”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朱超华：奥数热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功利化，已经从高考不断延伸到小学阶段。这背离了义务教育的认知规律。我们应该回归教育之本办教育。

　　模拟题

　　十几年来，叫停奥数之声不断，奥数却屡禁不止，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段时间，教育部与北京市教委相继推出举措整治“奥数热”，你怎么看?

＂村官＂腐败不可小觑

在不断深入的反腐败实践中，人们往往会把眼睛盯住“位高权重”者，容易忽视农村基层“村官”的腐败。别以为村干部“位小权轻”，有的只是“吃吃喝喝、多拿多占”，其实不然，小小“村官”腐败造成的危害同样很大，切不可小觑。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力度逐年加大，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被有的“村官”视为“唐僧肉”，大肆贪占;再加上土地承包征用、工程招标等工作缺乏监管，“村官”违法犯罪明显增多。在有的地方，腐败“村官”富得流油，村集体则一贫如洗，农民群众怨声载道。有调查显示，在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案件总量的70%，由此引发的群众信访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辽宁省沈阳市所辖某村村委会主任徐某，其违法犯罪金额竟高达3000多万元。山西省某县的一个村委会主任，平时人住在县城，村里的公章随身带，对选举投过他票的人办事就大开绿灯，对没有投他票的人则一律不给办事……

　　显而易见，“村官”腐败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农村社会稳定，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治理“村官”腐败，谨防村干部违纪违法，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强调要谨防“村官”腐败，是因为村干部处于最基层，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对农民而言，村干部离他们最近，从一定意义上说，村干部就是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表。群众是透过村干部的言行来认识和评判党和政府的。村干部是廉是贪，农民看得最清楚，他们最痛恨发生在身边的腐败。

　　按说，村干部应该成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而有些村干部却蜕变成农民身上的“寄生虫”。究其原因，这与村干部的身份比较特殊有直接关系。在农民眼中，村干部就是“官”，一般不敢也不懂得如何监督他们，加之有关部门很少抓村干部教育和管理，司法部门又关注不够，致使有些“村官”权力畸形膨胀，为所欲为，独断专行，贪婪无忌。

　　治理“村官”腐败，首先要重视对村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使之树立牢固的法律和纪律意识。眼下的突出问题是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监督，亟须建立健全统一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要加强村组内部管理，建立村财审批、记账和保管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制度，规范和制衡村干部的权力，改变个别村“支部大会由支部书记作主、村民委员会由村主任当家”的现象。要加强审计监督，特别是重点加强对村干部任期和离任财务审计。要建立健全村级各项制度，强化村务公开，严格财务管理，严格推行村级民主理财小组、村级财务公开等制度，防止村务公开弄虚作假，从源头上消除“村官”腐败的温床。

　　需要强调的是，有关部门要扭转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进一步强化组织的监督，抓好村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防止和减少村干部违纪违法，既不能有“基层工作难做、村官出事难免”的想法，更不能对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甚至当群众举报后，能捂则捂、能拖则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村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尤其是对群众意见大、反映强烈的腐败“村官”，更要严肃查处，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公开，给群众满意的交代。

　　全国村级组织和村干部队伍庞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村官”腐败是我国社会基础中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如果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任其蔓延滋长，势必给农村改革发展留下隐患。因此，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认真抓好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既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切实赢得群众的支持，更要从各个方面投入力量，把治理“村官”腐败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农村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被＂低估＂的新媒体

新媒体是工具而不是玩具;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是大众传播的新灯塔而不是一个哗众取宠和发牢骚的小喇叭

　　曾几何时，生活还没有被手机打扰，日子也没有被微博霸占，一家人围在电视前看《新闻联播》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如今，新媒体已经渗透每个人的生活，搜索引擎简化了我们的思考，社交网络又曝光了个人的隐私，连时间和精力也被微博、微信切成了一块块碎片。毋庸置疑，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了。

　　虽然今天已是开谈必说新媒体，但新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某些层面上还是被“低估”了。

　　要理解新媒体的作用，可以从“老媒体”报纸开始谈起。报纸的兴起得益于活字印刷术的使用，500多年前，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得人们能够大规模传播文字资料，识字也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古登堡在世时，全欧洲境内的藏书不过3万册，而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突破了千万。识字不再成问题之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才开始出现，媒体也成为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的“守望者”，独领风骚几百年。

　　传统媒体是有局限的，局限主要在于它们的媒介。报纸有空间的限制，广播电视有时间的限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局限，才使得它们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规范，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媒体的素养，而它们的受众也在长时间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合，也需要媒体的坚守，一份报纸多年形成的口碑可能因为一篇不实报道名誉扫地，这样的事情以前很多，以后也不会少。

　　对新媒体而言，这些局限都不算是问题，互联网是全天候、全覆盖的。新媒体追求的是速度，是眼球，是如何用更大的噱头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保证广告投放量的增长。

　　互联网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不过30年的时间，而新媒体的概念也是最近10年的事。按照历史加速发展的观点，人类在这几十年通过互联网创造的信息和财富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新媒体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今天的互联网上，每时每刻都有真实和虚假、光明和阴暗、大众和小众的争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能看到当下社会的浮光掠影，却难以看清时代的真相。

　　在新媒体上，规则追不上媒介发展的速度，则受众的素养就变得至关重要。传播学者霍华德·莱茵戈德指出了数字时代需要的五种素养：专注力、参与力、合作力、对信息批判性接收的能力和互联网技巧。假如这样的素养不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传播，那么我们就会被“不良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没”。看看今天的新媒体上，弥漫在我们周围的虚假信息、垃圾资讯、乱耳噪音和无聊瞎扯，这样的警告显得更加一针见血。

　　新媒体是工具而不是玩具;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是大众传播的新灯塔而不是一个哗众取宠和发牢骚的小喇叭。如同印刷术将欧洲带出中世纪一样，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兴起正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仅需要技术和产品，更需要理性和智慧，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提升素养，需要塑造价值。

　　新媒体的价值归根结底是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如果它分散了人的注意力，降低了人的判断力，消解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就该反思我们是否读懂了新媒体的说明书。

谨防＂绑架＂官员选拔制度

笼统的“地区回避”规定，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出现的问题，需要考虑到现实中权力的影响边界进行细化。根据不同官员权力的辐射范围，明确具体的回避范围。

　　近日微博爆料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火箭升迁”，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22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袁某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尽管从当前的各种信息来看，袁某的“火箭升迁”和现有官员选拔制度并无明显冲突，可父女在同一处为官，且父亲还是扬州重要主政官员，自然难以彻底消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子女“火箭升迁”的背后，往往少不了父辈的各种影响，给人一种隐性的潜规则“绑架”官员选拔制度的担忧。

　　这些选拔表面看起来，似乎程序各方面都无明显瑕疵，但背后却多有种种难以言明的考虑，这正是在新的条件下，少数官员巧妙“规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而出现的新动向，值得人们反思和关注。

　　从近来曝光的一些“火箭升迁”的个案来看，无不透出这样的端倪：一方面部分案例已被查出确有程序不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