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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通过“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令人惊讶，它反映的社会结构呈现的却是“倒丁字形”，即约有64.7%的人处在分值非常低的位置上，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
在中西部地区，“上下阶层比重失衡、阶层之间贫富失衡”的社会特征更加突出。2009年底，重庆市社科院发布的对重庆社会结构的课题调查，以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划分出11个社会阶层，由高到低的排列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普通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职业人员。同时，又将其分为5个等级，前3个构成上层，4、5是中上层，6、7为中层，8属中下层，9、10、11构成下层。调查结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倒丁字形”，构成其中一横的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一竖则主要是代表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
与“金字塔形”相比，“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数量更为庞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社会矛盾更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更容易发生。
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来看，西部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数量与规模，还是冲突激烈程度与破坏力，都明显超出东部发达地区。东部更多是采取“散步”、“请愿”等较温和的诉求表达方式，而西部地区的冲突形式明显更为激烈，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一个意外事件就可能导致大范围的非理性情绪宣泄。而从参与人群来看，冲在最前面的大都是社会底层人群。
中产阶层是“被中产”还是“被消失”
“你是中产吗？”如果拿这个问题问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但是大多数人又会认同中国近年来“中产”的数量在增加。2005年，某部门曾提出过我国的中产标准：年收入6万～50万元。但这一标准遭到普遍质疑，不少家庭收入在此区间的人称自己“被中产”。处于这一收入区间的人群中，没房没车的人觉得自己“没房没车算什么中产”？有房有车的人觉得“生活压力大，精神焦虑，算什么中产”？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概念，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生活理念以及政治态度。无论划分标准有何不同，中产阶层是现代化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天然的“稳压器”，却是社会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与国内中产阶层加快成长相伴，一种“向下”的拉力也越来越强。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让发育中的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不仅缺乏上升空间，还有“被消失”的可能。
从物质上来看，“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并非戏言。电视剧《蜗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无非是展示了高房价对老百姓，尤其是对中产阶层以及“准中产阶层”的精神压迫和人性扭曲。
从精神上讲，由于社会保障不足，工作压力大，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处在焦虑之中，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幸福感比较低。这也是很多人在物质上达到“中产”标准，而思想上不认同自己是“中产”的原因。
和谐社会应畅通向“上”流动渠道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是必然趋势，每个社会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无法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记者曾经多次走访一些城市的低保人群聚居区，发现虽然享受低保的人数是一个动态，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趋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除孤寡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人等丧失劳动力的低保对象外，有劳动力的无业、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构成了低保户主体，约占总数的40%～50%左右，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这一比例更高。
与低保户相比，农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缺乏保障，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比如，活跃在重庆主城区的农民工超过200万人，但绝大多数一直从事建筑、搬运、餐饮服务等行业，其中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棒棒”（挑夫）就有20万人以上，甚至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区生活了10年，仍然在当“棒棒”、擦皮鞋、摆地摊……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城市底层人群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目前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经定格，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希望子女有一个更高的事业发展平台，以此改变家庭的命运。但现实的情况却与他们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西部某市人事局曾对公务员队伍做过一项目调查，结果发现：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同时，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为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教育的公平性恶化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过去穷家子女还可以通过读书、上大学、就业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但目前教育的“高消费”却给社会的合理流动造成很大障碍。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仅要保障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利，更要为他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向“上”流动的发展诉求，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由“传统控制型”社会走向“现代开放型”社会
毫无疑问，日益开放、多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但也应当看到，制约社会正常流动，以及影响社会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依然存在，由此显现的社会分化和阶层断裂现象已经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当前，要加快社会结构现代化，应当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以宪法为根本，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由“控制型”社会走向“开放型”社会。
从社会结构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传统控制型”社会，国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经济模式为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国家对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私营经济完全没有生存空间；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被编入各种社会单元，离开了单位、组织，个人寸步难行。
而改革开放则改变了这一局面。改革开放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经济角度讲，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社会角度讲，是因为推动了人的解放，从过去的“阶级斗争”思维转变为尊重人的价值，承认个人权利，并最终走向“以人为本”。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开放化、现代化，当前首先应当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不仅要减少农民，还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农村来讲，最大的变化不仅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将祖祖辈辈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解放出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现在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但是他们要成为城市人依然面临诸多障碍，从某种程度上讲，仍然处在城市的最底层。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但仅改革户籍制度还难以把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关键是要让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其次，要约束公权力，明确政府定位，打破“权力通吃”的局面。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从基层来看，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异位、错位。由于片面追求GDP和政绩，一些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公司化”的问题比较突出，那些“权力＋资本”的自利型集团，利用公权与民争利，比如城市拆迁领域就表现得很突出。“权力通吃”不仅容易形成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会挤压其他社会阶层的生存空间，使中产阶层无法成长壮大。
此外，要转变“社会控制”的思维，加大社会的开放度与自由度，把应该由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事情真正交给社会和市场。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调动全社会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性，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营利性公益服务机构，有效动员和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来加强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当前，应当放开对社会组织资源的垄断，大力培育民间组织。
公共服务均等化：百姓呼声最高的诉求
改革开放30多年，几乎完全颠覆了没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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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时代。然而，迈入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中国，需要再次拿出改革勇气，实现高效率、高水平、无落差并覆盖13亿人的公共服务，为百姓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权益保障。
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用改革破解了效率难题，那么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又到了一个用改革破解民生难题、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的新阶段，发展的协调性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重要。
公共服务不均衡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刚毕业不久的小胡，在一座发达城市的西部租房居住。由于这里配套设施不齐全，每天上下班时的交通、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城西多是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住户，公交线路不多，邮局、银行也很少，生活非常不方便。我认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些生活水平不高、没有私家车的群体。”小胡说。
这位年轻人的话，代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
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主要任务、以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建设的步伐一直比较滞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在资源总体不足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区域、城乡、群体间配置不均的问题。如果说收入分配差距只是表面现象的话，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寡则是困扰中国的更深层次难题。两年前，不少研究人员就指出，如果加上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城乡差距、城市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在原来数字上至少会再扩大两倍。
公共服务的不均等，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由于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区域、城乡、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较大，造成广受诟病的择校现象，损害了起点公平；由于住房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大中城市中形成了大批“房奴”，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缓解；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百姓尤其是贫困地区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无法保障。据文化部门调查，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不少乡镇文化站普遍存在一个人、一间房、一枚章，无阵地、无设施现象。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人员何晓明调查发现，就社会保障而言，到21世纪的第五个年头为止，中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低保加传统救济的享受人数，尚不到需要救济人口的40%。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相对于西部与东北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邮电通讯服务占全国总量的七成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数东部和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6%，卫生机构数东部与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55.8%。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目前老百姓呼声最高的改革诉求！”何晓明说。
一系列改革举措接踵而至
春节临近，一直在杭州打工的浙江省安吉县良朋镇受容村的舒修文夫妇，不再像以往那样忧心忡忡，因为今年冬天他们不用再为家里的孩子担心了，女儿目前已在温暖的村幼儿园里读上了书。过去，这个山区贫困村的孩子，都要步行15里山路到镇上的幼儿园。“教育部门投资和村里一起办起了幼儿园，我们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把娃儿放在那里，终于可以放心了。”舒修文说。发生在舒修文身边的变化，是中国公共服务“落差”减小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央高层决策部门对包括公共文化、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不足认识十分清楚，有的放矢地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作为一个国土广袤、发展不均衡的国家，我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也较大。对此，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统计显示，从2000年1089亿元到2008年的7933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不断增加，年均增幅达28.2%。2000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994亿元；2006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493亿元；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对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165亿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也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远落后于城市，本应均等的公共服务天平出现倾斜。
对此，近几年间，一系列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举措接踵而至。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全国探索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务院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做出部署，要求当年在全国10%的县市先行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中国人将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再是古代先贤吟诵的空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农村民生投入方面加快了步伐，并作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国家全面加强农村水、电、路、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统计显示，仅2009年一年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保、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近2700亿元。6000多万农村人口解决了饮水安全问题，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30万公里左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扩大、标准提高，覆盖对象到年底达到了4631万人。此外，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中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也纷纷破题，以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目的之一，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进入攻坚阶段。
政府必须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
“以前我们进趟城，得分‘三步走’，先步行出山，再坐三轮车，最后搭公交车，进个城就得花半天时间。现在车站就在家门口，抬脚就能上车，个把小时就能进城，‘三步走’变成了‘一步走’。”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玉山镇张村通往县城的一辆客车上，一名农民感慨道。
这一变化，得益于金华市的乡村康庄工程建设和农村联网公路建设。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金华市公路管理处处长徐晓和说：“别看我这个部门叫管理处，现在更多要做的其实是服务工作。”徐晓和的话，道出了政府在社会事业领域深化改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中一个必须要完成的“角色转换”：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的干部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就自然会提高，生活环境也自然会得到改善。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严重缺位，出现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间的突出矛盾，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安全等方面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而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推动，应该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基本功能转型的巨大动力。
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公共财政的问题。中国GDP已超过33万亿元，东部不少省份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至6000美元，就经济实力来讲完全具备了使全民受益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的条件。在这方面，浙江省余姚市财政局局长俞剑清的一笔“农民养老账”就很能说明问题。近两年来，余姚市探索实施由个人缴费、财政兜底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民到一定年龄每月可以领取150元到210元不等的养老金。这项政策推行之初，曾有人担心财政是否能承受。俞剑清解释，按静态测算的话，市财政每年需要安排7000万元注入，当地10万农村老人都参保，6年后保费资金将全部用完，地方财政每年需为此支付1.2亿元。“这项工作在考验政府的长远支付能力。2008年全市财政收入超过60亿元，预计6年后财政收入将达150亿元。因此，我们是有信心的。”他说。
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当一国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后，各国均会采取扩大消费、增加福利、加强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转型。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这期间，美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