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02-23 19:33:58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高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有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只要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了“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迅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记者在互联网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91eXaM.org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仅28名，仅分别占抓获人员的13.1%和0.63%的比例。警察是无奈的，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地处理类似“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此类的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给政府三种可能性的选择：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天线宝宝》当初在央视热播时，湖南桃江县农民并不怎么喜欢看。但因为地下六合彩流行，它的收视率一下猛升。很多码民(地下六合彩购买者)认为，《天线宝宝》是香港方面制作好专程送到央视播放，是在向码民透码(暗示特码)。于是，码民们在观看时非常仔细，看后还要交换心得。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接的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诱惑。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1元钱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码民。
材料三：
文化是一个地区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东莞市历史源远流长，民俗文化积淀深厚，名胜古迹甚多，传统的民间艺术活动历久不衰，现代文化蓬勃发展。
东莞为岭南古邑，历史悠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分布着许多古村落、古建筑、革命历史旧址等各种历史文化遗迹，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个以及大批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中外闻名的虎门销烟池、沙角炮台、威远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可园、蒋光鼐故居、袁崇焕纪念园、燕岭古采石场遗址、村头村遗址、南社村古建筑群、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等，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胜地。
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东莞市历来重视文化设施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一大批文化广场、影剧院、文化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为活跃农村文化打下了基础。
东莞市农村的民间艺术活动，既保留了传统的精华又不断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南国红豆”——粤剧，在东莞城乡十分流行，而且还创造了不少现代剧，道滘镇、麻涌镇被誉为“中国曲艺之乡”。
醒狮、舞龙等传统民间艺术又呈现出勃勃生机，近几年参加国际国内大赛屡创佳绩。石排镇中坑村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长安镇被命名为“舞狮之乡”、樟木头镇也有“麒麟艺术之乡”的美誉。
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创作、企业文化、文艺演出层出不穷，精品众多。很多镇区还成立书画、摄影、科普、集邮、收藏、盆景、兰花、舞蹈、客家山歌等协会，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作品展览和演出加强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东莞歌舞团的成立开创了东莞文化的新格局，高水平的艺术演出在广大城乡很受欢迎，大大提高了东莞文化的艺术品位。广大城乡群众积极开展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健身活动。移风易俗、兴利除弊、破旧立新，广场的健身舞、交谊舞、太极拳等成为农村文化的新亮点。
材料四：
近年来，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送书下乡……形式多样的文化下基层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把欢乐送进千家万户，把先进文化带进广阔的农村，播撒着社会和谐的种子。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组织为基层送去欢乐的还有送电影下乡活动。“特别是‘2131工程’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电影持续下滑的趋势。2005年农村电影放映达365万场。”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说，为满足各族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些地区还专门把民族语译制电影送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牧区。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于2004年开始实施的“电视进万家工程”，已经为12万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太行山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送去了“好老师”，受赠地区涉及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山西、广西、云南7省区。中宣部有关负责人说：“这项工程的实施，使电视已成为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仅仅是“送文化”难以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为使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把“送文化”变为“种文化”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为此，文化部把“文化扎根”作为“文化下乡”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培养基层艺术人才，2002年以来，文化部连续4年分别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举办了15个西部艺术人才培训班，邀请全国的知名专家、艺术家、学者授课，内容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杂技、舞台美术等多个艺术门类，近1000名西部文化工作者参加了培训，为西部培训了大批专业艺术创作和表演人才。另一方面是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09个、文化馆3228个、文化站38588个，已初步形成县、乡(镇)文化网络，成为先进文化的“传送带”。农村里有了不走的文化工作者队伍，有了不拆的文化活动场所，丰富的文化生活、科学的生产方式、文明的生活观念就这样留在了农家院落。
目前某省农民自办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是农民自办书屋、农民文化大院、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民办剧团。这些农民自办文化扎根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以其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赢得了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记者在山西部分地区采访了解到，这些由农民主动创造并形成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紧贴市场，在“为民送乐”的同时还向农民传播了文化科学知识。统计显示，山西省现有农村文化大院569个、农民书屋498个、农村个体放映队424个、民办剧团341个。其中，民办剧团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艺术表演格局，许多剧团不仅演戏曲，还能根据需要表演歌舞、说唱、小品、曲艺、乐器独奏或合奏等。这些演出在表演上更趋生活化、趣味化，深受农民欢迎。
材料五：
据去年10月“中国乡村发现网”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称，在一次对农村居民985人的调查活动中，电话采访787人，实地调查198人，在回收的985份问卷中，有705人认为自己的村镇没有举办过文化下乡活动，占总人数的71.57%。从调查情况来看，对当前“文化下乡”活动很满意的占27.04%，比较满意的有40%，认为一般的有25.56%，而不满意的占了7.41%，在这部分不满意的人中，最主要的原因也还是认为举办的次数太少，这部分占不满意人数的51?69%，其中有33.70%认为只有形式，没有意义，大约16.22%的人认为脱离了农村实际，从而丧失其本来的作用，有5.7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会经常利用农闲、庙会、集市以及节假日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25.64%的表示只是偶尔，而有68.62%的表示根本没有。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出当前农村群众娱乐性活动举办之少。35%的被访者认为当地具有县文化馆，36%的认为当地有县图书馆，33%的认为有乡镇综合文化活动室，只有19%的认为当地有行政村文化教育活动室，而有高达43%的认为当地以上几项设施都没有。38%的被访者认为农村还存在封建迷信活动，21%的认为网吧会向未成年人开放，10%的认为存在盗版，5%的认为存在黄色淫秽现象。
材料六：
今年1月，全国人大代表黄裳裳、华岩、柴修连、王明丽等人赴安徽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发展滞后，亟待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调研手记)乡镇机构改革后，文化站与广播站合并为文广站，或将文化站纳入农业社会综合服务站，农村文化工作缺乏管理，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文化建设相距甚远。太和县旧税镇镇长对一位人大代表说：“撤销了文化站，基层文化工作无人过问了。广播哑了，群众在家看黄色录像带，无人管理，乡镇开会只面对乡镇的党员、干部，上面的精神到基层又哑了。”基层干部用“哑”这个词来形容农村文化无人过问，农民的健康文化生活匮乏的状况。
(问题症结)代表们认为，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一是农村文广并站后不能形成合力。本来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