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网络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最近,媒体记者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尤其农村地区,彩礼要求已经翻了番。

不过,在舆论热议“天价彩礼”给一些农村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之时,我却发现这份所谓的“全国彩礼地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某些地区多年来流行“零礼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以长江流域的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为例,当地普遍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

媒体记者基于调查而绘制的新版《全国彩礼地图》,直观地反映出全国彩礼分布情况的显著特征——“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更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彩礼地图的高低分布,基本上契合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即彩礼金额的多少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致呈反比。结婚要不要收彩礼,要收多少彩礼,也与当地男女比例的分布情况相关,男女比例相差越悬殊,男多女少的局面越严重,“天价彩礼”之风越恶劣。反之,如果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分布均衡,则彩礼现象也鲜有容身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其中,禁止借助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就是旨在维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天价彩礼”除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之外,也是对于婚姻法的践踏和无视。针对“天价彩礼”现象的泛滥,人们提出了很多治理之策,包括推动地方政府有作为巧作为,及时伸出有形之手,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等。

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挂职期间发现,因为“天价彩礼”耽误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他说了一个案例:64岁的贫困户马永福本来养了11只羊,日子过得还可以,但为了给小儿子结婚凑10多万元彩礼钱,他把羊全卖掉后还借了几万元外债。

而西部某省一位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主任是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农业”,他2015年走访镇上4家担保公司之后发现,4家担保公司2014年共放贷款在8000万元左右,几乎一半是在农历十月后发放。“农历十月后是农闲季节,也是结婚的主要季节,这些钱用在农业生产领域应该比较少,大家贷款主要是用于结婚彩礼。”可见,本来有机会脱贫致富的资金都变成了彩礼囤积起来,而当地经济微循环的恶化,更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让有能力摆脱贫困的年轻人陷入了泥沼。

经济越是贫穷,扶不起的懒汉越多,越会有人动起了“借彩礼敛财”的歪脑筋。相比之下,沿海省份、长江流域乃至经济发达的南方农村和一线城市,人们的生活有奔头、有目标,勤劳致富、创业创新的风气深入人心,女儿出嫁时的所谓“彩礼”更多的是被看成是一种对新人开启婚姻生活的祝福,而不是大赚一笔的工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才是治本之策。

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刘晶瑶)